华生
今年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应当说是适当其时。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问题，8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就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共同富裕。三十多年过去了，一部分先富起来已经实现，共同富裕则有待努力。因此，收入分配的研究在今年获奖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知道，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当说，这里讲的不充分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主要矛盾的提法就是落后的生产力跟不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新的提法主要是不平衡。既然是不平衡，又是主要矛盾，那么，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不平衡就至关重要。这实际上也是给理论研究工作出了一个大题目。我个人的认识主要有三大不平衡，在这里提出来抛砖引玉。
第一个在我看是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市民和农民之间的不平衡。由于特殊的户籍制度，我国的城乡收入和财产差别在世界是属于最大的之列。而在我国农民中，农民工及其家属又占据了大多数。中国农民工有2、3亿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差不多有6、7亿人，约为中国人口的一半。显然，如果我们甩开中国人口的一半讲不平衡、讲共同富裕，就失去了重心，就会不接地气。说农民工及其家属问题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不仅在于其人口比例，还在于他们作为城市外来人口所面临的窘境和受歧视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就业地没有住房。有人说他们在乡下老家有房子，但那是当农民种地住的房子，做农民工就住不了。他们在就业地没有合法居住场所，不在就业地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他们就只能居无定所，从而产生职业和家庭稳定、子女教育、留守儿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是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作为职工的社保医保，处于严重的保障不足状态。试想农民工及其家属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既没有稳定的居所，又严重缺乏社会保障，这不能不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平衡。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关心和救助弱势群体、扶贫帮困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的内需增长、人力资本的培育和供给从而中国现代化转型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我这些年来一直呼吁，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为代表的外来人口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转型时期最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也应当成为新时代改革的主攻方向。
第二个不平衡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今天已经是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但我们看到，各种财富排行榜上仍然是房地产商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商特别智慧，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缺陷使土地资源的分配出现了严重扭曲，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结构失衡。
用创新、劳动、智慧来发财致富是要鼓励的，但是用资源致富要值得警惕。就像有一段时间，煤老板腰缠万贯在社会上横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勤奋，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矿产资源。包括去年一些金融大颚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也是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垄断的金融牌照资源。还有不少企业的野蛮生长是以社会环境和公众利益的损害为代价。一些企业到上市的时候，才开始补税补费，因为原来大量的收入是不入帐的、员工是不交社保的。这些不遵守应该遵守的法律义务和社会保障义务的现象，再加上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不规范都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衡与矛盾。
第三个不平衡是权力分配和制约的不平衡。腐败是权力集中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产物。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效，但揭露出来的腐败也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由于腐败的土壤还并未消失，如中央所说反腐败始终在路上。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反腐时将贪官的人皮扒下来示众，但后来明朝的腐败还是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因此，反腐败和关权力的笼子究竟怎么扎、钥匙谁来拿还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怎么来解决这几大不平衡问题？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如今天大家讲的解决收入分配的各种药方，许多我们可能就做不了，有的在我们的现实情况下去做会弊大于利，结果可能不平衡的差距还没缩小多少，影响了投资预期和信心，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样就会得不偿失。考虑到条件的约束和可能出现的环境扭曲，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
城市化的过程是全国土地价值重新分配的过程。城市化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使得少部分主要集中在城市及周围的土地，价值成百倍千倍的提升，绝大部分农村土地和农用地价值改变很少。但是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进城，进城的人不能分享土地权利就无法解决居住问题。我们过去城市化的主要弊病就是在城市化土地使用中漏掉了主角。这个主角就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其他外来移居人口。因为农村人口进城，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我们过去的土地征收使用主要考虑了城市建设包括大楼大马路大广场，过多依赖于商业性房地产的发展，而忽略了城市化的主体。一个基本但多少体面的安居条件是移居人口家庭享受公共产品服务的基础和标志，而公平分配和分享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增值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从而人口城市化的关键。建议对各类城市如何妥善接纳和安置以农民工家庭为主体的外来人口进行统筹规划，拿出确实可行的部署。同时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借鉴东亚地区成功城市化转型的经验，城市化使用土地改征地为分地。对于一切农地转用，都要分为城郊农民补偿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公共设施建设筹款用地和外来务工人口居住用地几块，以确保城市化土地使用增值收益的社会分享。在这个基础上，从多套房开始，征收房地产使用税，调节城市土地利用。
第二，大规模调整和改革税费制度。
目前中国的企业税负和社会保障的交费都太高，特别是名义税率费率过高。名义税费率太高，结果很多人并没有遵守。由于税基费基面窄，结果筹集的税费并没有那么多，反面造成负担的不公平和广泛的弄虚作假。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税费改革。现在美国众议院已通过特朗普的减税方案，参院正在讨论，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美国的税改方案通过后，会影响国际上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动的税负竞争，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更需要积极应对。税费改革至少可考虑首先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税率之后相应跟进征收管理工作，堵塞用个人银行卡代收企业营收等漏洞。这样由于过去的税收减免本来不规范，许多企业的实际负担税率并没那么高，再加上逃税漏税漏洞的堵塞和降低税率所带来的刺激经济增长效应，并不会导致税收收入的滑坡。其次，应大幅度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搞那么高的缴费，只有城市户籍人口来交，大多数农民工不缴，由于费基狭窄，反而造成社保基金不断扩大的缺口，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只有降下来才能真正实行全员缴费。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废除住房公积金的交费。住房公积金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外全世界别的地方都没有。但新加坡政府搞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为了向大部分中低端收入群体提供经济适用的住房。我们并不向大多数人口提供廉价住房，又收这种住房公积金。结果现在是没有住房的外来农民工不交，城里有住房的人交住房公积金，而且是收入越高、房子住的越好的人交的越多，越享受住房公积金的免税扣除，这就变成一个很荒唐的现象。显然，如果我们降低名义税率，做到应收尽收；降低社保交费，取消住房公积金，实现全员交纳、应保尽保，这样既能促进纳税公平，又能极大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普惠。
第三，
反腐败这些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超出了国内外多数人的想象。下一步关键是解决反腐败和权力约束的持续性、制度化、法治化，需要从治标转到治本。在我国现在条件下可以重点研究如何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和作用。因为我们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就会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的腐败和擅用权力的任性。这两者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就不仅仅是经济的议题。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就会加剧，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没有保证。
